在罗坝公社的渡口，公社的周部长，按照上级的安排，正在组织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群众，正在有秩序地走上渡船，向着对岸的汽车站赶去。准备在罗坝车站，组织迎接从成都下放到罗坝公社的知识青年。
周部长站在船头，向着对岸的高凤山眺望着，向那巍峨的群山看过去，他已经看到那条蜿蜒连绵的简易盘山公路，顺着山势在山谷里穿梭着的卡车。还有那两条昏暗的灯光，在夜色朦胧的山谷中，时隐时现。
此刻的周部长，对着渡船上的干部和社员群众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不要乱，保持正常的秩序。时间够用的。那些知青的卡车还在高风山里打圈圈，转盘山公路。不要拥挤。要注意安全。”渡船顿时安静了很多。青衣江面上，那艘渡船不停地摆渡着，把一船又一船的干部和社员，送过了对岸。
青衣江对岸灯塔大队的干部和社员，手握着电筒，高举着火把，顺着青衣江沿岸的公路，就像一条橘红色的火龙，直奔罗坝车站而来。
在高风山的群山里，卡车顺着山涧里的山势，沿着这条山谷里的盘山简易公路，司机把卡车马达的转速又提高了很多，此刻的车头，冒出浓烈的蓝色烟雾，蹦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，满载知青的卡车，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行驶着。
这辆车头前面的两个大灯一直打开着，两条长长的圆锥形昏暗光柱，交叉搜寻着前方的路况，轮胎挤压地面，偶尔碾压飞起来的碎石，打在路边的树干上，发出啪啪的响声。满载知青的卡车朝着罗坝公社的方向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继续前进。
天色越来越黑了，天上那淡淡的月光，静悄悄地洒在脚下这片荒寂的土地上，照在公路远处的群山，投射在身旁的青衣江上。月光照在环绕大山的盘山公路两旁，夜色朦胧的崇山峻岭披上了各种各样神秘的面纱，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。
到了罗坝，在紧靠路边右侧的巨型山岩下方，司机拉住了手刹。卡车终于停下了来。看着立在路边的路牌，上面赫然清晰地写着《罗坝》两个粗大的黑色仿宋字。
在卡车上，我们不禁疑惑了？所有校友和同学都记得非常清楚，学校教学楼内的大墙，在公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配表里，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公社的名称是《乐坝》，绝对不是罗坝。
可现在，满载知青的卡车，就实实在在的停靠在罗坝汽车站，同学们下了卡车，纷纷指着那块写着《罗坝》两个粗大黑色仿宋字的站牌，充满疑惑地拉着工宣队师傅，询问带队老师，我们究竟是到乐坝？还是罗坝？带队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，他们回答的口径，这会儿倒是惊人的一致。他们回答的语句都非常统一：“学校的分配表上，纯属笔误，绝对是写错了。因为在洪雅县，只有罗坝公社，根本没有乐坝公社。”
此刻我们不由得感叹起来，你们既然已经知道是写错了，为啥有不能及时校正，莫非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，天晓得你们属于故意写错，还是笔误呢？据说是汇总的时候，被工作人员给搞错了。别管咋个说，反正是把我们给误导了。那就算是罗坝吧。反正是现在，我们这伙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上，木已成舟，再争论这个问题，恐怕也毫无作用了。
反正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也躲不过。再者说来，刚才我们在车上，都已经看到了，罗坝公社，大体基本上都还算是平坝，虽说也有些丘陵高山地势，但不太多，还不至于有那么糟糕。毕竟就不再是太高的大山，对我们刚刚到达罗坝车站的知青来说，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。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具体被分配到哪个生产队，是山上或是坝上，就靠个人撞大运了。
在四川，很多地方的方言中，乐和罗的发音效果是一样的。如果不注意听，是分辨不清的。关键的是看着这“乐”和“罗”的字用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是用在描述人物的姓氏，或者是以姓氏冠以地名的。如罗坝、刘坝等，一般是用“罗”字。如果单纯用以描述地名的，如乐山、儿童乐园等，用“乐”字冠名。 如果用汉语拼音来描述，在汉语拼音的系统上，到完全是能够分辨得清楚的。不过，四川人说普通话，其效果常常会让世人瞠目结舌的。记得人们常说的一句俏皮话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” 事到如今，既然已经肯定的说，不是乐坝，那一定就是罗坝，罗坝就罗坝吧，反正人已经都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谁知道今后会咋个样呢？万般无奈，只能顺其自然，走到哪座山就唱哪个歌了。 既然这样了，大家也就无二话可说了。同学们回到卡车后，爬上了车厢，互相帮忙着，把行李从卡车车厢里搬下来，一起堆在站牌旁边的空地上，打量着车站周围的环境，突然，大家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。 我们的周围突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壮观场面：此时汽车右侧的群山上和青衣江对岸，几乎同时出现了漫山遍野的火把，这些火把构成的条条彩链不停地飞舞着，无数火把由远而近的快速跑动着，江面的渡船上也有很多火把也在不停地挥舞着，橘红色的火把光照亮了青衣江沿岸的夜空，不时还传来人们的喊声。只是由于距离太远，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喊的是什么，如此壮观的宏大场面，过去我只是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， 不大工夫，数以百计破衣褴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，手举着火把，打着手电筒，提着马灯，从四面八方拥到我们的卡车周围，把我们围得个水泄不通。七嘴八舌向我们发出关切的询问：“你们都是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知青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一个同学有气无力的应声答道。
我们的心力已经憔悴，早已经疲惫不堪，此刻，谁也不想多说半句话。 这时候，人群也迅速闪开一个口子，有一个身材廋弱的人，身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军装，这个人走进了人群，径直走到我们面前，一边和我们逐个握手，一边大声说：“同学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都是我们公社的人了，我叫周明德。我们都晓得，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。我们热烈欢迎。”
我身边站着一个农民装束的人，我悄悄地问他：“老乡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干部在你们公社里，是分管什么的？”
那个人开始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看到我旁边的行李，明白我是从汽车上刚下来的知青。就热情地向我做介绍：“你要问的那个人，他就是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。叫周明德。”
接着，那个人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周部长的来历。
原来这位周部长，是随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大部队，南下作战来到了洪雅，不久就急行军来到了罗坝乡。和当地的地下党一起，互相配合作战。一举消灭了盘踞在罗坝的国民党匪军。然后，他就在罗坝乡一带，建立人民政府。主持当地的清匪反霸斗争，搞土地改革运动。当解放军的大部队转移的时候，根据上级的工作安排，他就奉命留下来。帮助培训当地各乡各村的民兵，建立民兵组织。再以后，就开展一打三反，镇压反革命、社会主义教育、合作化运动，一直到建立人民公社。经过了四清社教等政治运动，他一直就在罗坝乡担任武装部长。
周部长继续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已经走了一天的路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，响应号召，到我们罗坝来。安家落户。” 真是天晓得。我当年不满十八岁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安家落户，也没有明白到农村安家落户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反正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知青，就是农民了。
此刻的我们，已经被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包围的严严实实，所有的行李，都已经被他们全部搬到了渡船，又从渡船转移到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。我们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，陆陆续续地来到公社的会议室，坐在长条木凳上休息。
在这里，罗坝公社的革委会领导，为我们召开了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会。 在开欢迎会之前，这个会议室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： 在公社的会议室里，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，要我们列队站成两行，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，当着公社各位相关领导的面，按照名单点名。原打算通过点名，就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。这一点名，立刻发现出现了问题。确确实实地多了一个人。多了一个饶开智同学。 那么，这个饶开智，他到底在啥时候混进来的？谁也没有查觉，就连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，她们也都没有弄明白，饶开智是什么身份，怎么上的我们这辆卡车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现在，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，就这样摆在面前：饶开智本人已经来了，实实在在地到了罗坝公社，端端正正地坐在罗坝公社会议室的长凳上，等待着分配到生产队。
姑且不论饶开智，他是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在罗坝公社的干部看来，他是跟着我们学校的队伍一起来的。肯定是来自我们学校的知青。 在夹江下火车，转上卡车的时候，带队的赵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们，也曾经发现了他，不过，他们误以为：他是我们车上某一位知青的家属，或者是来送车上某个知青的朋友。我也在暗中，一直观察他,发现他总是一个人，默默地看着车外的远方，他没有和车上的任何人，说一句话。或许他，可能是和他所要送的人，还在闹意见。反正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是混进来当知青的。带队的老师和我们车上的每个同学，都不认识他。究竟他是谁呢？
我坐到了他的旁边，试探地问他：“同学，那你是哪个班的？我怎么过去没见过你？”
他把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心不在焉地回答道：“我不是32中学的。”
我奇怪地问他：“既然你不是32中的。那怎么会到了这里？”
这时候，他面对着我，明显地觉察到，我对他此刻的出现，已经产生了怀疑。不由得笑出了声：“我的哥哥绕开明是32中66级2班的。”
我恍然大悟：“我是觉得你很面熟，但又确实不认识。原来，你是饶开明的弟弟。饶开明是我的朋友，你是我朋友的兄弟，也就是我的兄弟。我叫石建华，在我们学校里，同学们都叫我石头。”
于是，我大致地询问了他的情况，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大致经过： 我们学校66级二班有个叫饶开明的同学，他有一副天生的男中音好嗓子，在66年五四青年节全校师生联欢会上，担任全班的领唱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铿锵有力的嗓音唱出洪亮的歌词： 东方的太阳把世界照亮， 地下的烈火闪闪发光， 亚非拉革命像爆发的火山， 把五角大楼震得摇摇晃晃。 紧接着就是全班合唱： 同志们，马列主义大旗高高举起， 朋友们，国际歌要高声唱。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把帝国主义彻底埋葬。 ……接着就是领唱，二部合唱，男女生合唱这首歌……直到结束。这精彩的歌声和表演效果博得了全校师生的好评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。饶开明同学的名字以男中音歌唱家的号称扬名全校了。 饶开明被安排下放到洪雅县三区的炳灵公社。他的弟弟饶开智是成都市西安路民办中学68级的学生。全校有800多同学，不论是谁，都不可能全部认得完，我们这辆卡车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年级各班，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完全认识。我记得在卡车的车厢里，当时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，我只知道当时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王玉芳（外号兔儿团长）、还有我们班上的体育委员苏学栋、周德浮、还有初六七级六班的吴达仁和我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。还有几个人，见面都知道是同校的，叫不出名字，其他的只是在学校里见到过，不熟悉。 据饶开智自己讲：他父母当初的意见，本来是让他们兄弟两个下到一个生产队，相互之间好有个照顾。饶开明和饶开智他们兄弟两个的想法是：两兄弟在一个生产队，万一将来知青往回抽调的时候，两个人不可能同时一起都抽调回来。两个人不在一个生产队，说不定还能都抽调回来，反正输赢各占一半，那就拼搏一下，愿赌服输嘛。不管咋说，反正饶开智同学就这样跟着我们学校的下乡知青队伍，自愿到了洪雅罗坝公社的会议室。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，我和饶开明同学曾经是在一个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里待过。相互之间比较熟悉。个人关系还算得上是朋友。既然是朋友的弟弟到我面前，我也可以把他当成我的兄弟来看待。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带队的赵老师。让他和我下放到一个生产队。 反正陈永华同学今天没有来，估计以后，他也可能来不到了。在我的提议下，学校工宣队和带队的赵雄老师，她们经过简短商量，做出一个临时决定，要饶开智顶替陈永华的下乡指标。和我一起，下放到洪雅罗坝公社光荣一队，相关手续以后再来补办。 在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上，公社的杨社长，挥舞着仅有的一只胳膊，热情地向我们大家说：“……从今以后，罗坝公社，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这些知青同志们，到了生产队以后，如果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可以再到公社来找我们，我们会想尽一切努力，一定想方设法，协助你们解决的……”
一个公社干部，这是恰好坐在我的旁边，他悄悄地告诉我。
这位公社的杨社长，叫杨廷桂。他也是一个老资格的人物。在罗坝解放前夕，就是一个地下党员。当年周部长所在的解放军部队，就是由他，从几十里路以外，连夜带路领到罗坝乡来的。他们和解放军一起，密切配合，与盘踞在罗坝乡的国民党匪军，进行过殊死的搏斗。终于解放了罗坝乡。接着就和解放军部队一起，搞请匪反霸，建立人民政府。实行土地改革。斗地主、分田地。再以后呢，就开展一打三反，镇压反革命、社会主义教育、合作化运动，一直到建立人民公社。他一直就在罗坝乡担任乡党总支书记，现在是公社的社长。他和周部长应该是多年的老战友，老搭档了。当地人戏称他们二位为“杨周”。这二位领导在欢迎会上的致辞。在我心中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。 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上，32中的带队老师和工宣队师傅，站在会议室的讲台上，当着公社领导的面，拿着一份名单，按照名单再一次点名。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。这会儿刚点到我的名字，只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突然站起来两个人。
他们快速向我和饶开智挤过来，两个人各自拿着一朵大红花，争先恐后地站在面前，忙不跌地分别戴在我和饶开智的胸前。其中一个人，穿着一身仿制的军服，腰上系着一条皮带，脚上穿着一双军用胶鞋，头上戴着一顶仿制的军帽。他拉着我的左手，急迫地说：“我是光荣大队斗批改组的，我叫杨庭必。”
另一个穿着由蓝色洗得发白补丁落着补丁的旧棉衣，他奋力挤上来，一把拉着我的手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是光荣一队的队长，我叫杨文传。”说着，他转过身去，向他旁边的人群挥了一下手臂，这伙人群立刻蜂拥而上，把我和饶开智团团包围起来。还有人在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找出了我和饶开智的行李，急切地扛在肩上，就往会议室的门外硬挤。 还没等到会议结束，我和饶开智二人，就被光荣一队的干部和社员们一拥而上，扛着我们的行李，簇拥着我们，一块儿挤出了公社会议室的大门。活生生地硬给挤出了公社的大院门口。踏上了走向生产队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。 请看下文《终于到了生产队》
